余秋雨:从事文化,从诚实开始

2017-12-19 来源:中宏网 打印 扫码手机看

  本文节选自余秋雨先生《何谓文化》。文化究竟是什么?在《何谓文化》一书中,作者在深邃的观察之后,用亲身经历和鲜活的感受来解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。

  二十年前,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,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。查票很安静,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,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,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。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,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。整个过程,几乎没有一点声响。

  终于,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。工作人员说:“逃票要罚款。”

  “逃票?”中年乘客激动起来。因为一个“逃”字,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,听起来很刺耳。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,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。乘公共汽车太枯燥,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,解解闷。

 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。他拿不出票,却要快速找到不是“逃票”的理由,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,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。他憋红了脸,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,说:“你看我管着多少人,还要逃票?”

 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。千不该万不该,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,说:“你看看这个,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?”

 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,既没有看名片,也没有看存折,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,说:“这与职位、金钱没有关系。上车买票,是一种城市文化。”

  “文化?”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,何况又扯上了文化。他不知怎么回应,便说:“你还给我说文化?我儿子已经是硕士……”

  这一下,整个车厢都笑了。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,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,拉出儿子来做救兵。

  二十年过去,社会变化天翻地覆。有趣的是,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——文化,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。

 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,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,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:“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。”

  据调查,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,是孩子的文化程度。

  据调查,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,除了健康,就是文化,即有没有戏剧、音乐、文学、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。

  这儿所说的文化,都是个体文化,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。

  过去,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,现在,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。这样的情况,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?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,文为祸源,避之唯恐不及;近代和现代,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,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。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,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。

  但是,现在,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,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,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。

  而且,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,越来越重要。

  近年来,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,后来,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。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、思考、观察、比较。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,供大家参考。

  我认为,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,必须先“祛病”,再“进补”,这就体现为两个“不再”,两个“必要”——第一,不再扮演;第二,不再黏着;第三,必要贮存;第四,必要风范。

  真正有了文化,就不会再“扮演文化”。这个道理,一听就明白。

  这真像,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。因此,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,来猜测真假和深浅。

 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。

  很多年前,我还在任职的时候,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,《英汉大辞典》主编、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。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,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。但他,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。因为在他看来,那次聚会,从内容到人员,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。而他,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。

  还有一次,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。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,便美词滔滔。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,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“翻译”成平常口语,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。他的年龄,使他有资格这么做。发言者说:“今天丽日高照,惠风和畅”,汪先生立即说:“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”;发言者说:“在场莘莘学子,一代俊彦”,汪先生立即说:“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”……

 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,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,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,说:“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。”

  一听就知道,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,谁更有文化。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,是在“扮演散文”。

  因此,我一再告诫学生,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,是不再扮演文化。

  按照这个标准,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。

 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,不会扮演“当代名士”。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,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,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,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,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。

  他也不会扮演“历史脊梁”。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,用诽谤来展示勇敢,用疯话来显露风骨,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,慈祥的笑容。

  他也不会扮演“文坛要人”。总是迟到,总是早退,总在抱怨,“部长又打来电话,近期有五个论坛……”边叹气边摇头,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。

  种种扮演,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,原因是同道很多,互相观摩。由于势头不小,触目皆是,这倒也树立了一个“反向路标”:避开它们,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。

  当然,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,那就是在舞台上。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,一看便笑,轻轻拍着对方的肩,说一句:“咳,别演了,剧本太老,又在台下。”

  从事文化,从诚实开始。  

  余秋雨,1946年生,浙江余姚(现为慈溪)人。中国著名文化学者,理论家、文化史学家、散文家。著有《文化苦旅》《霜冷长河》《山居笔记》《千年一叹》《行者无疆》《借我一生》《寻觅中华》《摩挲大地》《我等不到了》《何谓文化》等散文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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